在东京近百所美术馆里,我最常光顾的,便是国立新美术馆了。风和日丽的午后,静静地坐在馆前柔柔的草坪上,斜眺那如波浪起伏般的玻璃帷幕,一些顽童在地面微隆的圆锥体上嬉笑着相互追逐,而我则侧过脸去,眯起眼来看阳光如何穿越那些自由通透的曲面,勾画出这玻璃仙人球般的骨骼轮廓,它们时而清晰,时而迷蒙,在我的脑海里留下层层叠叠的重影……
一位曾在巴黎专攻摄影,现往返于东京、北京的台湾女摄影家,受杂志社委托,前往黑川纪章先生事务所为这位国际建筑大师拍照。激动无比的她在面会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:纪章先生的脸上,粘满了“创可贴”!那天他分明是强打着精神,坚持回答了记者所有详细的问题。15天后,便传来了先生离世的噩耗!“从那以后,我就不敢拍摄人像了,因为先生那憔悴的脸总在我眼前,挥之不去”。
伫立在馆内,那仿佛要贯通一至三层的两个巨大的混凝土圆锥下,仰望最高层餐厅亮丽顶灯的光焰,再巡视底层咖啡座悠然自得的芸芸众生,冰冷的混凝土上,自然波纹的光影翩然起舞,在这挑高的天井与无樑柱的空间中,显得异常有活力,而这莫名的生命力,瞬间便与附近的公园林地呼息共存、融为了一体……
其实,医师早已诊定,纪章先生为不治之症,可他硬是让家人瞒着不得外传。那年陪同黑川雅之先生去厦门演讲,他告诉我,哥哥去世后,家人前往其私房整理遗物,打开房门却看到一堵令人震颤的墙:上面留下了无数纪章先生的指甲痕,有深有浅。在生命最后的关头,他是如何强忍剧痛,抠着墙壁与死神搏斗着呵。每每想到这些,泪水便须臾之间盈满了我的眼眶。
在东京近百所美术馆里,我最常光顾的,便是国立新美术馆了。据说,纪章先生一共设计过27座形态各异的美术馆,不过对于我来说,有这大师生前最后的杰作便足够了。我去国立新美术馆,并不是为了看那些门票昂贵的画展,而是时不时去倾听一位充满智慧的老人,在弥留之际所发出的生命的呢喃。(姚远执笔)